《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他的反驳紧紧抓住胡适对于“主义”与“根本解决”二者的错误见解而展开。他认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前者为后者提供赖以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大钊不仅坚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根本解决”即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一个“一切机能都已闭上”的社会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根本解决”;由此,政治、法律、妇女、家庭许许多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如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