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他的反驳紧紧抓住胡适对于“主义”与“根本解决”二者的错误见解而展开。他认为，“主义”与“问题”，“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前者为后者提供赖以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李大钊不仅坚持“主义”指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根本解决”即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他说，在一个“一切机能都已闭上”的社会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根本解决”；由此，政治、法律、妇女、家庭许许多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如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