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后不久，当我的几个战争期间也在秘密情报部门工作的朋友被曝光，被认为早就是苏联秘密情报人员时，而且也正是在我因此而受到关于他们及其动机的询问时，战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幻想再次被召唤到我的脑海中。他们已经献身于一个事业，而且这个事业在理论上也有其来源。理论上研究的东西在现实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完全（公然）的不平等，成了大部分工人阶级令人绝望的贫穷，这种贫穷又为1931年的失业所加重。一种深层意义上的不公平、道德反感的感情已经转变为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即相信有一种冷漠且明显理性的揭示不可避免之未来的历史理论。更大意义上的不公平则要求行动，而且，由于被理论所迷惑，这些英国共产主义者已经用行动来支持一种邪恶的事业，他们忽视了（苏联）共产主义政党的大屠杀、专制和破坏的明显证据。因为，人们可以问，为什么不公平的感觉在它们被认为是高尚的之前，不得不用哲学的理论来加以伪装和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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