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日本实际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清政府在台湾地区已经作了军事部署,日军在军事上并不占据优势,反而因疟疾流行,死者日众,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各国对日本侵台行动提出异议,使之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其侵占台湾东部的目的难以实现。在日军的军事行动受阻之时,日本政府决定加大外交谈判的力度,力争达到使琉球脱离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完全呑并琉球的目的。1874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作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进行外交谈判。
三 《北京专条》的议立
1874年9月10日,大久保到达北京,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双方一共举行了7次交涉。大久保采取的谈判策略,是先从否认中国对台湾东部的主权入手,迫使清政府以承认日本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作为让步,从而确保其达到既定目的。所以他在多次会谈及照会中,一直围绕台湾“生番不服教化,地非中国所属”这一中心,设立种种问题向总理衙门刁难。总理衙门据理驳斥,在“番地属中国”这一问题上毫不放松。大久保意识到只有在承认“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寻求问题的解决。10月中旬,他提出以“两便方法”来解决问题,日本拟将本国兵撤回,但不愿空手而归,提出索要“兵费”银500万元,至少也要200万两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