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真理，关注现实。中国古代史学有求真的传统，也有致用的传统，二者是统一的。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继承了这两方面的传统，并把它们提升到更加自觉、更加理性的高度。前引梁启超关于史学同“人群进化”与“公理公例”及其作用的论述，就是这种提升之较早的反映。郭沫若一方面认为“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当以罗振玉、王国维二人的业绩为“出发点”；一方面又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49]。可见他们追求的真理，一是史学上的真理，二是以史学上的真理为指导去追求现实历史运动中的真理，即光明的历史前途。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这是由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举例说来，20年代，李大钊阐述“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50]；30年代，翦伯赞论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等问题[51]；50年代，胡绳著文讨论“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60年代，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回答“怎样学习历史”的问题[52]；80年代，侯外庐自序半个世纪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则和方法，反映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念和追求[53]；90年代，胡绳阐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54]等，充分地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和学术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