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与司马迁的谈话，反映得十分突出。司马谈强调了从“诸侯相兼”到“海内一统”的历史变化（《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而这正是他们父子史学事业的历史背景。这里所说的“海内一统”比之于《春秋公羊传》说的“大一统”，具有更具体的历史内容。
诚然，“海内一统”的历史观念，无疑将被反映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这是他继承父志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史记》所反映出来的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是极为丰富的。例如，他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给予“大一统”的极高评价。他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26]显然，只有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才有可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商业贸易的发展把各地联系起来，互通有无，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