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威尔逊虽然疲惫不堪、精疲力竭，疾病又掏空了他的身体，而且还不停地遭受到新闻界的抨击，谴责他拖延了和平；虽然他受尽刺激，遭到自己顾问们的背弃，遭到其他政府代表们的围攻纠缠，但是他始终仍然没有让步屈服。他觉得，自己不能自食其言，而且只有当他让自己与非军事性的、持久不变的以及未来的和平安宁协调一致时，只有当他为这种唯一能够拯救欧洲的“世界秩序”做了最大限度的尝试之后，他才有可能真正地去夺取这种和平安宁。当他几乎才刚刚从床上爬起来时，他便实施了这个决定性的重大打击。在4月7日，他给华盛顿的海军部发去了一份电报：“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最早能够在哪一天可以离港驶向法国的布雷斯特港，抵达布雷斯特港的最早日期可能是何时。总统希望该船紧急启程”。就在同一天，全世界得知，威尔逊总统已经命令他的旗舰驶向欧洲。
这则消息仿佛一声晴天霹雳炸响，而且立马便让所有人全都了解状况。整个地球上的人于是都知道了：即使只在一点之上违背了该协议原则，威尔逊总统对此类所有和平条约都将加以拒绝，而且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宁愿退出会议，也决不让步屈服。一个决定数十年，数百年欧洲命运，世界命运的历史性时刻已经出现。如果威尔逊从会议桌旁站起身来，那么这个世界的旧秩序就会分崩离析，一片混乱就此开启，但是，在那些诞生新星的混乱之中，也许会出现一枝独秀。欧洲焦躁不安地战栗不已：那些另外的参会者将会承担这种责任吗？威尔逊本人会承担这种责任吗？这是决定性的关键时刻。